可它不该是这个味道。它该是酸的、馊的、带着脚汗发酵过的闷味和骑行鞋皮革被雨水泡过的土腥气。那个味道才是韩瑞东的。现在这个味道什么都不是。
周喆把密封袋重新封好，放回茶几上。
他发现自己在恐惧。袜子本身不值钱，棉布已经被他弄得又皱又变形，扔在路边都没人捡。但它是他和韩瑞东之间唯一的物理连接。味道散尽了，连接就断了。一个送过一次外卖的陌生人，没有电话，没有微信，没有任何理由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。
工作那边也在加压。一个品牌客户的季度复盘会临近，方案改了四版，客户方的品牌总监对第三版不满意，说人群包的颗粒度不够细，说落地页的跳出率还是太高。周喆白天改方案，傍晚对客户，晚上开跨部门会，凌晨对接海外时区。连续几晚三点才躺下，闹钟定在九点半，响了两次才醒。
但这一周压在他身上的东西跟工作无关。工作有路径可循——改方案、开会、对数据，每一步都知道下一步做什么。压着他的是一种更钝的东西，没有路径，没有解决方案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对接的负责人。"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"——这个念头像一颗钝钉子，不尖，不锋利，但一直抵在某个地方，不深不浅地疼着。
韩瑞东只是一个送过一次外卖的陌生人。周喆知道。
但知道没用。
这天晚上十一点多，周喆从一个将近两小时的内部会里脱身。
耳机摘下来那一刻，世界突然安静得让他心慌。刚才还有六个人的声音在耳朵里——有人在争论预算分配，有人在念数据，有人中途开麦打了个喷嚏又赶紧关掉。现在什么都没了。只有公寓自己的声音：冰箱压缩机的低频嗡鸣、窗缝里渗进来的一点风声、远处某户人家关门的闷响。
窗外没下雨。天很干，入秋以后北京的空气开始发燥，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不是雨幕，是路灯的橘黄色和对面写字楼零星几盏没关的灯。
他坐在桌前，两个显示器都还亮着，共享文档上的方案标题光标一闪一闪。他没有动。手指搭在键盘边缘，指腹感受着键帽磨砂面的温度——被空调吹了一整天，塑料是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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